独家责任：“爱心妈妈”21年收养103个孤残孩子

66岁的护工苗便芹说，她家住附近村庄，上班好几年了。“有一对双胞胎是早产儿，姐姐一斤六两，妹妹一斤四两，在送进医院之后救活的，目前快一岁了，都会站立了。”另一对龙凤胎也是早产儿，“姐姐春天出院了，叫李国春，弟弟夏天出院，叫李国夏。”

李利娟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他们中80%是因残疾或疾病而被遗弃的，剩余20%的孩子是遭遇矿难或是家庭变故的孤儿，治疗费是最大一笔开支。目前，在“爱心村”生活的有90个孩子，最大的24岁，最小的仅几个月，加上帮忙的30多位护工、司机、厨师，一顿饭最多时有近百人就餐，能吃掉75斤大米，一天吃完3袋白面。

这些孩子中，上学的有40多个，其中小学12个，初中8个，高中8个，大学7个。而其他的孩子不少是身患残疾或患有心脏病、脑瘫等疾病。“一日三餐、水电费，再加上孩子们的医药费、学费等，平均每月需6万元花销。”她说，无奈之下，十年前已变卖了市区的别墅、轿车等所有值钱的东西给孩子治病，但是到2011年，开始入不敷出，“还好有好心人一直捐助。”因不断有孩子被收养，李利娟欠亲戚朋友包括医院的钱已有220多万。

李利娟说，现在她种了20多亩玉米地，5亩菜地，养着羊、牛，还养点猪、几百只鸡，每年会有20多万元的收入，她在武安还有个摊位，夏天卖凉拖鞋和冷饮，冬天卖棉拖鞋和热饮。武安市民政局给89个孩子都上了低保，每个孩子每月能领400多元，每个月还能收到民政局提供的大米和面粉等，同时每年还会收到一些捐赠。

“去年10月，‘爱心村’的两层综合楼就是香港的杨仕梅女士捐赠200万港币建的，还有一个企业家捐了10万，一个书法家现场拍卖作品卖了3万元捐给我们。”她说，2016年，共接受了37万元爱心款。今年，她已接受了4万多元捐款，这些勉强支撑着往前走。

“手术费用缺口太大了，至少还得100多万，但我感到欣慰的是，20年来，没有一个孩子在我手中夭折。”

患了淋巴癌的病人

“103个孩子，就一个妈妈。”李利娟说，她感到很幸福，但是这么多年来，她心里都有一个无法愈合的伤痛。她说，那是在她收养了第75个孩子后，却被亲生儿子拒见了很久，“我一生中感到最愧疚的就是对不住儿子。”她说，在当时，俩手术日期重叠，她无可奈何。

那是2004年，在北京部队当兵的儿子文文受伤，颈椎等多处骨折，需要手术，儿子好想让她陪一陪。结果她却选择去了上海，因为当时患重度脑积水的“儿子”豆豆面临第二次手术。她的儿子因此受的打击很大，后来得了抑郁症，现在一直和姥姥一起生活。

“妈妈不在身边，儿子受了刺激，不愿与人交流，最严重的是拒绝和我见面。”她说。在这之后不久，小文被送往陕西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尽管不愿与妈妈交谈，但小文在向心理医生袒露心扉时说道：“我妈妈也很辛苦，我很心疼她。”

虽然李利娟为103个孩子付出了很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苦楚，但是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她。2011年，她在北京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癌，很难通过手术解决病痛，于是就化疗。然而，化疗了七天就花去了五万多元，让她心疼得直掉泪。“如果钱花了病也没治好，最后人也死掉了，那还不如把钱留给孩子们用呢。”

目前，她采取的是保守治疗方法，中西药都在吃。早期淋巴癌得到一些控制，但磨砂玻璃肺和过敏性哮喘不很好。“现在我吃中药，每天都要吸氧几个小时，要不身体就会顶不住。”对此，她显得很乐观，“医生说我就活7个月，我却活到了现在，去年底去北京复查，医生都惊奇地问我，‘你不化疗，还活得好着呢？’我觉得可能是心态好吧。”她说。

希望孩子们把爱心传递下去

让李利娟欣慰的是，21年的努力，她也收获了很多。五个“姑娘”先后出嫁了，两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每月会给她寄1000元钱。还有个“儿子”考上了公务员，从2015年3月上班的第一个月起，每月寄过来2000元。“孩子们长大了，有一颗感恩的心，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孩子们都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给社会带来温暖。”

她也先后荣获国家公益楷模、感动河北年度人物、民建中央十大道德模范等称号。

至于这个“民间福利院”究竟能走多远？李利娟说，她心里也没数，不过只要她在，这个爱心事业都要干下去。而面对一些人质疑她利用孩子谋取名利，她一笑了之，“我只想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别人说什么，就由他们去说吧，老百姓的心里有一杆秤。”

“国家无法做到完全接管整个社会的孤儿抚养，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民间组织来为国家分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表示。而另一名业内人士表示，国家应该建立一个救助网络，把所有的孤儿群体编号，政府的工作可以和民间爱心人士对接起来，鼓励更多有爱心的人士兴办民间福利机构，抚养更多的孤残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