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信仰与中华的使命——写在《历史的醍醐》系列丛书前的话(总序)

　　1807年，当拿破仑的军队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未来的柏林大学校长、康德的学生、著名教授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开始了他在讲堂上的著名演讲——这些讲稿在今天已经成为流传世界的名著《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在其中，费希特通过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本原性和德意志精神的系统总结，试图告诉他的学生们：德意志民族与其他日尔曼民族是不同的，要信仰德意志民族对世界是有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实现复兴的。

　　费希特死时，伯林的学生们还处于迷茫之中。

　　然而不到五十年后，他的预言实现了——只不过德意志民族对世界的“特殊使命”是以费希特绝然想不到的另外一种形式呈现出来：

　　先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出现了。

　　接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再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造就两次世界浩劫的主要策源者，正是费希特倡导和赞美的德意志民族。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从历史废墟中挺立起来的德意志民族，依然对今天的世界发挥着她独特的使命。

　　费希特教授的这个故事曾经由胡适教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讲堂上讲述过。他试图以此告诉那些同样处于被日军占领下几至亡国的中国学生们：中国，与德意志民族一样，是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的。

　　而我，在二十余年长期痴迷于中国历史、深入考察于中国历史、冷静思考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横向比较以及与现实情势的纵向引鉴中，一种愈来愈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我进行一本有关中国史书的创作：一本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史书，一本重构中国历史体系、重塑中国历史价值的史书，并籍此告诉今天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

　　中华民族，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怀有特殊责任的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使命;

　　中华民族，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世界，具有向善的、进取的、和平的正向使命;

　　………

　　这种世界使命源自于中华民族的漫长、曲折和唯一没有中断的光辉历史;

　　这种世界使命源自于中华历史所孕育和形成的特殊民族性格;

　　这种世界使命源自于中华民族特殊的历史信仰和文化基因;

　　………

　　写出这样一本如此主题宏大、意义丰富的中国史书，既是这个时代的迫切需求，又是作为中华文明个体的我的某种特殊使命。

　　就时代需求而言，在当前大数据、云计算支撑下的人工智能时代即将开启之际，当人类视野加速进入微观量子和宏观宇宙的无垠空间之时，无论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无论宗教冲突还是能源之争，无论是假民主之手的强权独裁，还是借民粹主义的复兴思潮，都在迷茫慌乱中寻找方向，都在暗流涌动中重新定位。在西方文明体系下，异化的民主和个人主义成为资本大鳄和政客们巧取豪夺的虚伪道具;被民粹主义利用的伊斯兰文明产生了恐怖主义，成为人类的公敌和恶瘤;而在东方，无论是儒家文明、佛教文明，还是印度教文明，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劣质文化传统，使得胸怀壮志的政治家们常常陷入穷途末路……

　　相对于科技文明的突飞猛进，人类政治文明和文化生态的发展融合显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因此，人类在努力向着未来前进，寻求更广阔生存空间的同时，更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打量和理性审视各自的历史：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怎样来的?

　　我们的道路，哪一条更接近于未来?

　　我们的道路，哪一条更呈现着代表人类未来的曙光?

　　我们的道路，终将在何处交汇成象征人类未来的大同之路?

　　拉直这一个个问号，有赖于各个文明之间以现实为参照，以未来为指引，进行一次民族历史的深远回望——通过对过往历史的梳理和价值重构以标定现实的发展方位，从而使自己融入未来的世界文明发展潮流。

　　基于上述“时代的需要”，也就有了我的“个体使命”——坦言之：我能够“发心”撰写，并有勇气撰写这部主题宏大的历史作品，一个“现实的逻辑”是因为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者，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学者——专业和职业的局限往往会束缚一个作者如此大胆的创新勇气。

　　但是，我却出身于中国农村——一个拥有五千年农耕文明传承的农民家族，让我有了立足于中华最广大、最坚实、最纯净大地上仰望历史星空的可能;

　　而且，我还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爷爷和父亲都曾经作为儒家先驱孔子的传人从事教书育人工作，让我有了一份特殊关于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更重要的是，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一个中国军人——一个在闪耀着人类智慧光芒的《孙子兵法》指引下进行现代军事实践的职业军人，一个拥有当今中国几乎最丰富经历的军人——由于特殊的岗位选择，我有幸从一个士兵，经过连、营、团、师、军、军区、总参所有层级机关的工作历练;我还有幸从事过参谋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各种类型机关的工作;我也有过海、陆、空、天诸军兵种工作经历;我也曾先后从事过一任连队主官和三任团级单位指挥员的工作……这些复杂而又具体的军事实践让我拥有一个特殊的观察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视角，以及天生的创新勇气和创造胆略。

　　因为人类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战争史和军事发展进化史。

　　因为人类几乎所有革命性创新都源自于对提升军事能力的强大动力。

　　如果说上述条件还不足以让我有充分的学养和实践能力来完成这一宏大使命的话，那么，我还要继续强调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系统的新闻专业和新闻史的学习和研究，以及曾经的业余部队新闻记者工作让我有了一个独特的观察历史的“新闻眼”;

　　在长达二十余年系统的中外历史和中西方哲学史的系统学习，让我具备了一定的哲学思辨和理性思考能力;

　　二十余年来我曾经相继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学、新闻、评论作品，使我具备了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曾经无限激励和鼓舞我的斗志和信念的是，在我23岁的时候，我的历史散文《静海寺的回声》曾获得了新中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一千余家报刊杂志)、规格最高(中宣部)的征文比赛一等奖，有幸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人民大会堂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接见并颁奖。

　　至此，一定有人会提出：在如此频繁交替的工作岗位实践中，在如此一日千里的时代发展趋势下，又如何能够保证百万著述的质量呢?

　　当然，首先要感谢这个时代，是大数据时代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充足而又方便快捷的史料检索和收集来源，如果没有强大的现代化写作工具支撑，在三五年内完成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建构，是绝无可能的;

　　当然，也要感谢我完美的家庭——是我的家人们长期的牺牲和支持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充裕的宝贵时间——在大学毕业以来的二十余年间，我的生命实际上是被拉长了：为了学习和写作，我长期坚持凌晨四点半就起床伏案读书和写作——到七点半早餐时，我已经比别人“多活了”近三个小时;在中午，当人们按照养生的要求睡午觉的时候，我还要坚持用两个小时来读书写作;在下午下班后，当大多数人们进入一天劳累的休整补充和社会交往时，我还要用至少三个小时用于读书写作——直到每晚十一点上床前，我实际上已经比别人多出了近八个小时的学习、思考和创作生命——这还不包括所有的双休日、节假日——甚至是中国人视为最重要的除夕，我都没有放弃对我视之为使命的历史思索和文字创造……

　　为了这份使命，我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寅史斋——寅者，一为提醒自己寅时(凌晨三点至五点)即起而读史作文;二为《说文》解，寅者，居敬也。《诗经·尔雅》中亦曾有“夙夜惟寅”之说，窃取其“敬”意，即以恭敬的心态读史著文;三为借其音通“演”，亦喻自己是在重新“演构”中华历史。

　　由于长期伏案读书、思考和写作，我于人生中年之际即已须发尽白矣!

　　当然，驱使我如此长期艰苦坚持的动力之源，更来自于数千年中国光辉历史所透射出的厚重的文化使命感。

　　因为长期沉湎于中国历史，每当读到《山海经》里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神话故事时，每当读到远古圣人周公“一饭三吐哺，以待天下士”的动人场景时，每当读到春秋智者子产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无畏情怀时，每当读到儒家先师孔子 “有杀身以成仁”的士人节义时，每当读到亚圣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壮志豪情时，每当读到文化先驱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感怀时，每当读到司马迁在表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青云之志时，每当读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人格时，每当读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岸诗篇时，每当读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迈使命时，便会自然而然地升腾起这样一种使命感。

　　因为长期沉湎于历史，是以我一直认为，作为人类文化母体的历史，其实是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坚定信仰——过去，中国人常常会面对这样一个来自于东西方的提问：传统的中国，普通的中国人，到底信仰什么?

　　——批评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

　　——辩解者认为，中国的本土信仰是儒教、道教或者佛教;

　　——折中者认为，中国人崇拜的是“祖先”;

　　而我却要借此机会提出如下问题：

　　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度，能够像中国的民众一样，这样关心历史，这样敬畏历史，这样维护历史，这样运用历史?!

　　试问，在世界上诸多民族中，还有哪一个民族，能象中华民族一样，如此虔诚地祭拜他们的祖先?在那无比隆重、定时而又长久的祭祖仪式背后，反映了中国人是多么地崇拜他们的祖先——以及凝结在他们祖先背后的光辉历史!

　　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种文化，能够象中华文明一样，如此热衷于构建“文化”生态：比如寻根文化、姓氏文化、地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玉文化——在这些“文化”背后，都少不了悠久历史的时间打磨和人文沉淀。

　　也许，这才是中国;

　　也许，这才是从五千年历史中蹒跚走来的中国的与众不同之处;

　　也许，这才是唯一能够从五千年坚持走到今天并走向未来的中华文明。

　　因之，当真正理解了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之后，我才更加深刻地进入了历史。在中国人无限关切的历史背后，还关乎着中华民族对现实的忧患和对未来的渴求。而其中，正是每一个当代中国士人们理应肩负的使命担当。

　　是以我开始决定，重构中国历史的内容和阅读方式，将是我毕生的使命;

　　是以我开始构画，将中华民族的历史以某一种崭新的写作方式重构，让中国和全世界的人们都能从愉悦的阅读中了解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世界使命……

　　正是在上述文化和心理背景下，始有八十八万字《读史要略》的创作和出版面世。这本对我来说还不很满意甚至是尚显稚嫩的“探路之作”，只是我对上述重构国史理想的一次简单尝试。殊非所料的是，这本书甫一面世，便于不到六个月内售罄再印，不但打破了一个在历史学界籍籍无名的军人学者的“销售记录”，而且还引起一些媒体的广泛关注，以及一些未曾谋面的学界人士辗转致信于我，表达各种鼓励、关切乃至一些中肯意见，这无疑再一次激励和鼓舞了我，使我沿着《读史要略》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于是，我开始在《读史要略》一书基础上，重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历史散文写作体系。我设想了中华民族从怀胎孕育到成长至今的完整历史过程——把中国历史分为大体上分为以下五个成长时期：

　　第一部：生而多思的童年时期，名曰《童蒙发祥》(传统的先秦时期，中国的上古时期)

　　第二部：聪而精彩的少年时期，名曰《少年霜月》(传统的秦、汉、三国和魏晋时期，中国的古代时期)

　　第三部：成而磨难的青年时期，名曰《青春砥砺》(传统的唐宋和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中古时期)

　　第四部：壮而维艰的壮年时期，名曰《悲凉华年》(传统的元明清时期，中国的近古时期)

　　第五部：暮而益壮的附骥时期，名曰《流金当下》(传统的北洋政府至今，中国的当代时期)

　　在格局上仍然沿袭《读史要略》“择其要而略写”的方式，选择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和节点意义的重要人物、事件进行历史叙述。由于本书试图让所有的读者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所以新书名暂定为《历史的醍醐》。

　　和《读史要略》不同的是，《历史的醍醐》的每一篇文字，都力图改变传统历史叙事的沉闷方式，用散文的描述笔法，小说的组织情节，网络的轻松语言，哲学的理性思辨，去叙说最经典的国史，去进行最深刻的殷鉴，去把握最宏观的大势。尤其是在一些世界历史的节点时期，不但有意将中国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置于中国通史的纵向时间体系中进行比较，更有意识地将其置于世界历史话语体系中进行横向比较，以凸显中国历史在世界文明发展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价值功能。

　　另外，我还将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丰富史料和最新的田野考古学成果，针对一些因为种种原因被传统史书掩盖和忽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客观打捞”和“接近于真实的真相还原”——甚至，我引用了一些科学研究中的“假设法”以还原历史和重构历史，我的最终新历史研究成果可能会让一些读者和学者们瞠目结舌。

　　当然，如此高远的目标和体裁设计，对于我这样一个非人文历史专业的军人而言，显然是勉为其难的。但是，好在，有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我“闻鸡起舞”和“击楫史海”，即便最后可能没有最终达成我既定和目标和理想，但是，只要我的这些文字，能够成为在探索重构中国历史价值体系、增强中国历史世界使命道路上的一粒粒沙石，便不负我此生如此特殊的命运安排和苦辛付出了。

　　当然，最后的评说权利，当然要交给读者，交给历史，交给世界了。(徐兵博)

　　………

　　在写完上述这段话时，正是东方鱼肚未白、窗外晨星点点之时，所在的机关办公大楼依然一片漆黑，仅有我工作的一扇窗口透射出一线灯光，不由信口打油一首以记之：

　　苦辛著文起五更，

　　寅构国史成汗青;

　　寸心再继司马志，

　　孤灯一盏伴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