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短裙露假肢女孩：我不希望成为“励志偶像”

　　“生如蚁，却美如神”

　　高三那年，谢仁慈每天早上七点到学校学英语，中午在桌子上趴着休息一会儿就起来看书，晚上十一点学校熄灯了才回家。

　　那时，她数学极差，每考完数学都要打电话给母亲大哭一场，母亲总说：“没关系，妈妈相信你。”

　　高考那年，她考了627分，一年提高了200多分，如愿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学习法学。所有人都觉得谢仁慈是“高考黑马”，母亲心里清楚，“都是苦出来的”。

　　考完试的夏天，她一个人，从贵州出发，经过云南，进入西藏，一路上，住青旅，搭顺风车，见了很多人，渐渐打开自己。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贴吧里，这个压抑多年的女孩尝试晒出了自己的照片，写下一路上所见所感。

　　一次暴雨，谢仁慈和偶遇的旅友们一路上请求别人收留避雨，都被拒绝。

　　最后，一位守寺庙的老人收留了他们。这位老人没有鼻子，本该有鼻子的部位只剩下一个个狰狞的坑，他也没有嘴唇，说话时只有喉咙嗡嗡作响，并不清晰。

　　当时谢仁慈全身湿透，背包在滴水，老人拿出自己的衣服手舞足蹈地比划着让她穿上，她想起生命可贵，“生如蚁，却美如神。”

　　进入大学后，谢仁慈自称“想得开大仙”。她开始结交朋友，又去了一次新疆和西藏，也认识了男朋友高琪蕰，对方也是残障人士，在麻省理工读本科。

　　高琪蕰失去右手后，曾在英国花高价做了仿生假肢，每次戴完假肢后会戴上手套，后来，他不想再忍受那些悄悄地“打量”，不再掩饰和遮挡，成为了右手上有一只金属钩子的“海盗船长”。

　　那段时间，谢仁慈逐渐变得自信和自知，她在日记中写下：长时间的自我觉醒与认同就像长跑一样，总气喘吁吁，总想放弃，还看不到终点。但我相信，当我们调整呼吸、心率，这就会变成一个美妙的、自得其乐的挑战。

　　高琪蕰回国的前一天，谢仁慈在商场穿着假肢试裤子，左腿粗右腿细，售货员一直偷偷打量她，她忘不了，那种小心翼翼、欲言又止的目光。

　　那一瞬间，她炸了：藏来藏去还是被发现，这样掩藏有什么意思？回到酒店就把假肢外包装给撕了，只留下金属的躯干，裤子的右裤腿儿也剪了，“坦坦荡荡出门约会”。

　　站出来发声

　　撕掉假肢包装后，谢仁慈成了“阳光下的残障人士”。她享受到了残障人士应有的权利，不再担心特殊座位被一个玩手机的年轻人坐着，进残疾人卫生间也变得理直气壮。

　　她越来越愿意展露自己，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照片、文字。

　　回答完知乎问题的那个夜晚，谢仁慈一夜没睡，看着点赞数一点一点增加，把三千多条评论都看完了，评论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酷。

　　她承认，别人夸她酷，她会开心，这个爱抹口红的女孩从小就是“臭美精”。但这并非她的初衷，更多的，她希望别人能越过照片，看到残障群体的存在。

　　从前，谢仁慈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提高绩点、考托福、出国读书，实现小时候“上哈佛”的梦想，现在变成“站出来，第一步是先让别人知道这个群体，再去想权利的争取”。

　　这种“站出来”源于责任感，她反复强调，自己完全可以做一个“利益既得者”——安静地享受多年学习的劳动成果，在这所知名政法大学读博，或者毕业后去当律师，拥有一个世俗定义下体面的未来。

　　只是一想到小时候，母亲为了让自己上一所普通学校，到处奔波，她便为其他残障人士心酸，“我一个少了一条腿的孩子，上普通学校都那么难，那些没双腿的、眼睛看不见的孩子，要怎么办？”

　　谈及未来，谢仁慈眼里有光，她想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纪录片，做成宣传册，给小朋友看，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残疾人小朋友和自己一样，都是很可爱的，不要把他们划分成“别人”，要把“他们”看成“我们”。

　　至于，纪录片找谁拍？资金从哪里来？这些东西她都在慢慢落实，她也迷茫，担心自己的能力，“但有一腔热血，总比没有要好”。

　　五月，一个将雨未雨的下午，谢仁慈在健身房锻炼。

　　她戴着高琪蕰亲手为她做的假肢，在动感单车上飞驰，一边听音乐，一边甩动头发，骑得比旁边的人还快。

　　忽然，她大笑了出来——假肢掉了。

　　谢仁慈动作熟练，右手捞起假肢，戴上，踩实，一边说“没事”，转眼又跨上了单车。（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芊 重庆报道摄影/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